牯嶺街暨舊書店的興衰史話 2005.03.12
 
◎葉倫會/文‧圖

牯嶺街曾是國內最繁華的舊書市場,整條街也幾乎與舊書攤畫上等號,許多因書而結緣的故事在這兒不斷的發生,成為四十歲以上朋友的共同記憶。筆者學生時代就這兒的常客,第一棟房子也在牯嶺街附近。



繁華的舊書市場
假日時,到牯嶺街看書、找書或買書是最快樂的經驗,全套的傳記文學和天下雜誌,文星書局和今日世界出版的圖書都是我蒐集的重點。透過書本向社會的精英學習,深切體認教育不但可以改變個人的思維,也能影嚮環境的發展,於是整理這條曾經是許多人駐足,尋寶的街區,做為推動台北為文化之都的起點之一。

牯嶺街最初叫龍口街,一九二二年,因日本總督佐久間左馬太的別墅在附近而改名佐久町。一九四五年,大批日人被遣送回國,因為攜回的東西有數量限制,故將平日使用的線裝書、書報、雜誌、碑帖、將家具、字畫在牯嶺街和南海路兜售,使這兒成為買賣舊書的市集。後來,百業蕭條,舊書攤的收入,讓許多人得以溫飽,也讓許多人在那兒獲得知識與文化響宴。
 
日人回國後,舊書攤並未消失,牯嶺街兩側榕樹下的舊書攤愈擺愈多。一九五○年代,牯嶺街逐漸成為舊書店街,從白晝到夜晚燈火通明、人聲雜沓。彼時因教科書採用標準本,內容變化不大,舊書攤是家境清寒學生買教科書或參考書,知識份子蒐集版本書的地方,更是知識分子聚集的主要場所,甚至成為觀光景點,外國觀光客常指名參觀牯嶺街,感受舊書店櫛比鱗次、買書人排隊購書的奇景。
 
重現顧客尋寶傳奇
牯嶺街的聲勢也在彼時攀上頂端,亦成為威權體制,政經封鎖時期,圖書資訊交換的樞紐。一九五八年,台灣發生八七水災,許多讀書人家裡的書都泡了水,到牯嶺街找舊書的人更多了。
 
舊書攤一再重現顧客尋寶的傳奇故事。許多人專程到牯嶺街買舊書,甚至外籍人士也到這兒找他們想要的故事,曾有一位瑞士人到牯嶺街買電影雜誌,德國女子買走「滿洲夷辭典」的喜悅,讓店家留下深刻的印象。甚至有顧客遍尋資料不著之際,當眾裏尋他千百度,卻在舊書店發現要找的圖書,高興得不自主的跳起來,是常有的現象。
 

至於,書店數十萬冊的舊書從何而來?舊書主要來源有兩種,一種由民眾把家中不需要的書賣給舊書業者;二是舊書業者自行到古物商或紙廠的堆貨處,在廢紙堆中挑選民眾丟棄的舊書。
 
學子留連忘返的街道
一九七三年,以舊書攤聞名的牯嶺街完成了路面改善工程,台北市政府認為舊書攤有礙市容,一九七五年,集中遷往位於新生南路與松江路間剛落成的光華商場,至牯嶺街僅保留十餘家店面繼續營業,惟隨著社會形態的轉變,舊書店陸續關門,二○○四年時,僅剩下四、五家老店在那兒守著陽光,守著即將沒落的老街故事。
 

牯嶺街早年因為舊書成市,而成為學子留連忘返的街道,不論對當時或現在文化的成長有一定的影響。許多人到牯嶺街買書時,也體驗到台灣特有文化的景緻,後來雖然因為維護市容而遷徙至光華商場,但舊書店特有的味道,仍然隨著早年的買書人的腦海,留在牯嶺街發酵,或散布到其他街區。
 
筆者長期觀察牯嶺街的演變,不忍獨享其所散發出來的芬芳,故將其整理出來,和大家一起分享台北的美麗,乃至找尋屬於台灣驕傲的所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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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早的舊書店 ◎葉倫會

一九四五年,十餘歲的蔡鏡輝跟著父親蔡木林落腳牯嶺街。戰後百業蕭條,蔡木林以擺書攤維生。六年後,蔡木林省吃儉用,在牯嶺街掙到了一間店面,用毛筆字寫下松林書局的店號,成為牯嶺街第一家舊書店。

迄二○○四年,蔡木林親筆書寫,蒼勁有力的松林書店招牌仍高懸店門口,堆放滿室的書籍、直撲而來的潮濕霉味,書籍特有的氣味與擺設和開幕類似,變的是第二代的蔡鏡輝也是髮絲斑白的老人,仍在這兒見證著牯嶺街的過往繁華。
 

經歷了牯嶺街從熱鬧到冷清,舊書業者的感慨頗深。事實上,舊書是文化氣息的表徵,在法國巴黎塞納河畔就有一整排規畫完善舊書攤。台北市政府近年每年都會在牯嶺街辦一天的活動,但落幕後,牯嶺街又回復原來的寂寥。
 

蔡鏡輝感慨的說:「什麼時候?政府也能將牯嶺街好好規劃,讓它再風光起。」牯嶺街的舊書店剩下個位數仍矗立在牯嶺街頭,蕭瑟得猶如一落落乏人問津的舊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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